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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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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  

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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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蒙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这些经济、物质指标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标志。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核心价值观支撑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走过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用科学和民主的力量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秩序的颠覆,后者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抛弃。这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中途都发生了路向的改变,前者为“救亡”所淹没,后者则转向以“民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闻而不言。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模式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把“大国崛起”作为目标的“中国模式论”找到了依据;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拒绝又难以归顺理性的因素;经济表现已成为中国当今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由此导出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至今仍是许多人认识中国和世界问题、判定价值观和制度的主要思维方式。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回应“中国模式论”的挑战首先就要从它的思想基础入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意识形态的制度化、道德化和异化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寻求自身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构成了这一主题的二元叙事结构。期间,各种主义、思想纷纷登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激进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形成半个多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论从史出,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说,这一主流思想带有较强的激进主义成分。从思想谱系上看,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普世价值的拒绝。颠覆、抛弃、拒绝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说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意识形态。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文明、社会和人们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一套叙事是近两百年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A.D.deTracy)。特拉西把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试图像牛顿那样,遵循几个简单的法则所确定的模式,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特拉西的论述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主义和主体论思维。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在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逐渐从“观念科学”中脱离,进入世俗,并与政治学说(当时的自由共和主义)相联系。在此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法国大革命、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冷战、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等。本文论述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要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一开始将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种“唯心主义”哲学,随后又将意识形态纳入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从阶级的观点,揭示精神劳动者的阶级本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为现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辩护。由此看来,马克思后期反对的不是意识形态,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大师,他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就更为清晰了,他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斯大林和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形成了“道统”和“法统”的合一。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国家利益、革命成为全民最高的利益。马克思作为启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异化了。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布尔布特的“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化”是悲剧的根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称它是关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科学体系,是对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是动员和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蓝图,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道德典范。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所说,“科学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曾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科学精神的主要元素是价值中立、经验、怀疑、逻辑自洽,它与非科学的区别还在于它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而意识形态则像道德、美学和宗教一样,是一种价值导向的、主观的、感情化的信仰,尽管意识形态也被包装成一种理论模式,但它不具备科学的属性,是一种“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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