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科技中心 2019-05-18 00: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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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体制改革是整体改革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许多科技和创新指标已经显现出整体上的数量优势,部分领域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总结科技体制改革40年来的成就与经验,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继往开来,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35年科技跨越

把握科技体制改革的大脉络

开栏的话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是一部厚重的史诗,那么科技事业的发展则是其中荡气回肠的一章。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华民族走上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而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报今天特推出“35年科技跨越”栏目,旨在全面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励和鼓舞人们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我认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40年的历程可以大致上分成四个发展阶段。

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自主创新”到“创新驱动发展”,回顾35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轨迹和科技体制改革历程,不难发现:科技创新,对中国而言不仅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传承。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前后的科技体系恢复与重建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科技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重要论断。科研事业逐步迎来了复苏。

改革永不停步,创新未有穷期,在一次次战略部署和改革探索中,一条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正在铺就!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2000年的“向经济进军”阶段。“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的提出就始于这一时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后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思路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在保障一部分基础研究力量的同时,鼓励科研机构和人员走向社会和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这一轮改革中,“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拥抱春天,科技,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

第三个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到2011年前后的“重塑”科技创新体系的阶段。这一阶段首次提出了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之后,相关规划纲要和法律法规先后颁布实施,国家科技投入大幅增加,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1978年,这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拨乱反正、恢复重建的“拐点”。

第四个阶段是2012年以来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优化与强化”阶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确定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方案和路线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这年3月,5000余名科技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会上,邓小平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大会澄清了长期以来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革”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在这次大会上还讨论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总之,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与探索历程,为我国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为未来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春天吧!”

总结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

这不单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而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解放心声。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科技实力整体落后的状态,发展到今天成为研发经费投入世界第二、全时研发人员数量世界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7位的科技大国,这与坚持正确的科技体制改革方向是密不可分的。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从而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是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能否在科技领域敢于投入、敢于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关键要看国家是否将科技创新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充分显示了我国历任领导人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就不可能有得力的改革措施。其次,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保障科技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回顾40年来的改革,每一个阶段的改革方向都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息息相关,都是在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战略选择。再次,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分发挥各地区和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和积极主动性。其中,快速发展的高新区就是体现探索精神的典型代表。高新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创新环境建设的先行者,在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建立了“小机构、大服务”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现象日益凸显,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往往被锁进抽屉,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不仅抑制了科技人员智慧和创造才能发挥,也影响了科技事业自身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笼,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制定了“面向,依靠”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科技体制改革开始全面启动:改革拨款制度,打破“大锅饭”的局面,开放技术市场,改革科研人员管理制度……在一系列具体措施的引导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多种形式进入市场经济。

尽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的创新能力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我们仍需不断努力,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与此同时,新时期中国的科技计划体系也逐渐形成。1982年,国家第一个科技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实施。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 “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选择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新能源、新材料7个领域作为重点,并组织优秀科技队伍,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

一是统筹协调科技创新各环节,加强政策之间的一致性。科技创新涉及多个部委的职能,政出多门的问题亟待解决。要加强基础研究、科技计划、体制改革、创新政策与经济发展全局的宏观统筹,并通过对政策一致性和实施效果的评估,促进政策落到实处。需要注意的是,在财政科技资源配置和项目布局上建议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集众人之智、听取企业意见,更多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选择的作用。

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要素。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也是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并批准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二是处理好产、学、研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比如,可考虑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务定位于基础研究以及共性技术研究,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大科学中心重大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以绩效考核、奖励等方式促进大科学设施开放共享;建立和完善公益类研究机构的运行制度,培育一批社会化、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继续减轻企业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干预,使企业在创新活动决策中成为真正的主体。

这是一个被称为“春天”的时代,国外先进科技成果被大量引进,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中国全面接触并逐步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代际差距。

三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的开放性,逐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要继续简化对外投资的政策和程序,逐步打破藩篱、增进交流,积极主动开展国际科研合作。

科教兴国,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四是继续改善国内的创新创业环境。要加快完善产权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特别要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法院试点基础上,探索跨省市的知识产权巡回法庭试点,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面对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加速国民经济增长从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战略转变已迫在眉睫。面对新形势,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通过新华社电文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20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提出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这个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政策走向是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分流科技人才,调整科研机构。“稳住一头”就是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和重大战略研究;“放开一片”就是放开各类开发型科研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推动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对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以优化科技力量布局,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1998年2月,江泽民批准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程,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和世界科学前沿的远景出发,明确新的科技目标,调整现有的运行机制,力争取得更多更大的科技创新成就,真正搞出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被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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